讓性別議題被看見 酷兒影像突破主流美學規範
《明報》副刊 D3「文化力場」 (2021)
胡筱雯寫
【明報專訊】酷兒是一種性別認同，一開始以酷兒自居的人多認為自己不符合LGBT的分類，後來引伸成各小眾性別身分的總稱。「酷兒的影像習作」攝影展，除了涉獵同性戀、「野戰」情慾、身分認同等性別議題，也展現了酷兒精神。在策展人謝嘉敏和文化研究學者梁學彬眼中，酷兒象徵持續叩問主流、現况的精神，酷兒藝術是抵抗社會規範的美學。
「嘯傲之相：酷兒之影像習作」展覽由香港國際攝影節主辦，緣起是謝嘉敏主持的工作坊，名為「見證、記憶、行動、認同——給香港彩虹族群之影像工作坊」，由2019年6月開始，原定於2020年3月舉行展覽，因疫情延至今日。工作坊總共有9名影像創作者參與，每一個都帶來獨一無二的作品，謝嘉敏說因為準備作品的時間延長了，參與者都帶來更有深度的創作。
酷兒比LGBT更多元
在談酷兒藝術（queer art）之前，先要了解酷兒（queer）是什麼。「Queer」本來有奇怪、怪胎等負面意思，在以往是恐同的人用以辱罵同性戀者的字詞，所以在早期的同志運動中，此字也是受排斥的；直到1980年代，同志運動的參與者嘗試擁抱此詞語，以酷兒一詞高舉自己的與別不同，為自己獨特而感到驕傲，酷兒理論也由那年代開始。在某些流派中，酷兒在性別觀上，比LGBT（女同性戀（lesbian）、男同性戀（gay）、雙性戀（bisexual）、跨性別（transgender））更為多元，性別認同可以是流動，會改變的。也有人認為酷兒是對日常生活規範的挑戰。梁學彬說，酷兒理論的前設是，我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中，如何感知自我、對性別的認同等，總是受外在環境，如經濟、教育等影響。例如家庭的組成、崗位分配，就受異性戀霸權限制，人們總是認為要一男一女，男主外、女主內，才是「正常」。酷兒理論解構這些「正常」的生活，對抗社會系統帶來的規範。
酷兒藝術一詞，在香港可能較少聽聞，但其實也有一定歷史。1991年，香港立法局通過同性戀非刑事化，雖然在此以前，已有同志運動，藝術上也有香港同志影展，但在此之後與性別議題相關的藝術創作如雨後春筍般湧現，藝術家鮑藹倫（Ellen Pau）、游靜及林奕華等，當時都有創作相關的影像作品。梁學彬在網上講座中提到的例子，包括鮑藹倫的《似是故人來》，此作品重新演繹粵劇名伶任劍輝、白雪仙的表演，說明女性之間的情誼；游靜和林奕華分別以其創作展現香港同志的生活形態，如他們的家庭生活等。這些作品，梁學彬認為是酷兒藝術，對應當時的社會情景，能夠藉藝術作品，讓社會上隱藏自己、未被主流接受的同志，顯露在大眾面前。梁學彬強調，酷兒藝術和LGBT藝術是不同的，後者是一種文化上、生物上的身分認同，較多是指藝術家本身的身分，但一個同志，他做的非必然是酷兒藝術，而一個異性戀者，也可創作酷兒藝術，最重要的是作品是否有批判、撼動主流的精神。他相信「每個藝術家都應該是酷兒」，尋找主流以外的方法創作、說故事。
酷兒藝術 展示主流以外創作
謝嘉敏認為，香港的酷兒藝術圈比昔日更強大。以前她創作時，需要克服世俗及家人在性別上的偏見，以及其所帶來的羞恥感覺；也總要花很多力氣，才找到創作酷兒藝術的前輩和同伴，以及相關的藝術展覽。她作為攝影藝術家，在創作酷兒藝術上，也總要思考使同志「被看見」是否好事。這些都是酷兒藝術家要面對的困難。同時，工作坊開始時正值反修例運動，很多人會問，攝影可以做什麼？一眾參與者帶着「看見」與「被看見」的問題創作。
鄧澤旻的作品是Where are you going? Where have you been?。他是學生記者，在展覽中展示反修例運動的照片。謝嘉敏喜歡他的作品留意微小之處，例如示威者互助的瞬間，而不只是着重拍攝槍林彈雨的畫面。WY Kwan的作品《好緊急呀喂》，攝於政府以《緊急法》訂立《禁蒙面法》後，攝影師邀請朋友在公眾地方遮蓋自己的臉部，並作拍攝。一般的人像照，臉部都是相片的重點，攝影師突破這個規範，詰問攝影讓人物露臉，帶來私隱、危險性等問題。兩個作品都沒有直接提到性別議題，但仍可見酷兒藝術的精神，分別呈現社運中主流以外的畫面，以及挑戰肖像照的規範以突出禁蒙面法的荒謬。
小眾日常被看見
直接探討性別議題的作品，有嚴穎嘉的《日常規範》。藝術家拍攝自己的日常生活，在中環過馬路、到超市買沐浴露等，謝嘉敏留意到她在照片中，拍下鏡子及別人攝錄機鏡頭下的自己，呈現一個人的不同形象。馮明心的The Couple，讓不同年紀、職業的人訪問女同性戀者，讓她們形容自己的另一半，由此繪畫她們的伴侶樣子。王穎兒的《郵票，香港，2020》，謝嘉敏說她蒐集了不同國家，在同性戀婚姻合法化那年的郵票，以性別議題重製郵票。
至於陳詠琪和曾雪兒的作品，就較詩意，富想像空間。前者創作《關於生活中的「黑」與自我對話》，謝嘉敏指她拍攝時，用了黑布等物料，因為物料的形象與日常生活所見的不同，引發觀眾想像。曾雪兒的影像作品Queendom，呈現想像中的烏托邦，人們遠離煩囂的城市，女人在大自然中跳舞，守望相助，謝嘉敏認為作品予人平和的感覺。
最後兩件作品，是鄺念終的《同▼志》和Green Mok的《黑夜樂園︰某時某地》，梁學彬認為作品能讓空間充滿酷兒性（queerness）。鄺念終的作品，在城市的不同地方，如攤檔、後巷等，貼上粉紅色倒三角形，這符號來自1930至1940年代，納粹德國用此符號作男同性戀者及其他性小眾的標記，把他們送往集中營；後來此符號被性小眾挪用，並抗議恐同。梁學彬認為，鄺念終以符號介入日常空間，觀者可重新思考空間的運用及特點。Green Mok的作品，拍攝在公眾地方「野戰」的人，她以朦朧的藝術手法拍攝這個地方，只能猜測這是山上的公園。相片記錄人們如何利用公園的空間，梁學彬認為是改變了人對公園空間的想像。
追求過程 沒既定標準
問梁學彬，怎樣看到一個作品的「酷兒性」？他在訪問中舉例，已故歌手張國榮，在記者鏡頭面前牽起男友的手，讓記者拍照及刊登，當時社會上同性戀仍是禁忌，所以這是個酷兒舉動。酷兒藝術的作品，目的是要批判和影響主流社會，所以看作品的酷兒性，也要考慮其社會脈絡。同時，「錯誤地使用（misuse）」媒介也是重要的部分。在攤檔貼上粉紅色倒三角形、在公園中「野戰」等，是「錯誤地使用」這些日常空間，能引發想像。
梁學彬說其實酷兒沒有既定的做法和標準，是一個不斷審視和追求的過程，對抗社會規範的政治行動，讓小眾得以被主流社會看見。在社交媒體盛行的今日，更要小心運用攝影這媒介。梁學彬提議，如要創作更酷兒的藝術，為主流帶來更大影響，應嘗試展覽以外的發放渠道。謝嘉敏寄語創作者，攝影是關於看見（visibility）的，要做一個酷兒藝術家，要相信自己「看見」的直覺、練習的過程，敢於面對未知、恐懼、猶疑，當你能肯定自己時，她說︰「作品會找上你，你也會找到你的作品。」
文：胡筱雯
編輯：蔡曉彤
美術：張欲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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